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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系軍閥段祺瑞如何走向權力的峰巔

    2020-04-19    名人趣史    【本頁移動版】

    當段祺瑞掃蕩了張勛的辮子軍,再次回到北京的時候,原來的國會已經被黎元洪解散了,而黎元洪也退位回到了天津租界做他的寓公。所有的障礙蕩然無存,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做小兄弟,不再有任何阻礙。于是,順順當當地,北京政府對德宣布進入戰爭狀態。除了對德奧在中國的官方人士做象征性的圈禁,總稅務司暫時停止了對德奧兩國庚子賠款的支付之外,一切都沒有變化。據當時管理德國戰俘營的人回憶說,當時收攏了近百名所謂的德國戰俘,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日三餐西餐,“用餐時擺的排面像大餐館一樣講究”。想要外出,也敬隨尊便。1參戰與否,跟各地軍閥沒關系,跟北京政府似乎也沒有多少關系,倒是跟某些地方,比如山東地方的老百姓有點關系——大批活不下去的青壯年勞工,通過當時英國控制的威海,被半騙半收買地裝上了輪船,送到歐洲戰場去挖戰壕,修工事,送彈藥,一不小心,就做了炮灰。這種事在中國宣戰之前已經有了,宣戰,給了這種變相販賣“豬仔”的行為,一個最好的合法借口。

    原本就沒有打算出一兵一卒的北京政府,卻要編練參戰軍。鎮壓張勛的經歷,讓段祺瑞痛感手頭沒有嫡系武力的難堪。有了參戰的借口,用日本人的錢和武器,編練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裝,再好不過。于是,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復任不久,就主動退下來做了參戰督辦。一直到五四運動爆發,段祺瑞都頂著這個“督辦”的頭銜,只不過一戰結束后,參戰督辦變成了邊防督辦。這個督辦,名義上直屬于總統,但期間的先后兩任總統,馮國璋和徐世昌都管不了。徐世昌自不必說,他是段祺瑞一手捧上去的。馮國璋按理說應該是個有實力的軍閥,有長江三督,江蘇的李純、江西的陳光遠和湖北的王占元做后盾。但是,蹲在南京做副總統的馮國璋,擁兵東南,勢延長江,可以不時地弄出點動靜來,讓段祺瑞難堪,但進了北京代替黎元洪做了總統,盡管也帶了一師人馬自衛,但在北京這個段祺瑞的勢力范圍里,大體上卻像進了籠子的鳥,不勞段祺瑞出馬,一個小徐就把他控制得死死的,基本上是要東則東,要西則西。長江三督,只有李純比較忠心,也遠水不解近渴,其實也不敢前來給老主公送水。馮國璋自己,雖然事事都被老把弟段祺瑞牽著鼻子走,但絕無決裂的膽量。畢竟,北洋派一體的神話,那時候還在維持。實在被逼急了,馮國璋也乘車南逃過一次,但是到了安徽,就被接到命令的安徽督軍倪嗣沖截了下來,死活不讓總統過去。手上有一旅衛隊的大總統,硬是不敢沖出一條血路,殺將過去,只好乖乖地回來,依舊在中南海做傀儡。因此,段祺瑞這個督辦,實際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他有權給內閣各部下指令,而各部大小事務,包括總理,在稟報總統的同時,也得稟報督辦,各地上報公文,第一位寫總統,第二位就是督辦。

    督辦雖然在1917年底就位,但參戰軍的籌備,卻一直拖到1918年的8月才啟動。由于籌建參戰軍的經費,日本方面允諾提供,這大半年的時間,都耗費在中日之間相關的交涉上。等到參戰軍開始編練,那邊的歐戰,已經進入尾聲,地球人都知道仗快打完了。好在,參戰軍本來就不是為了參戰的,歐洲那邊戰事告終,中國這邊卻緊鑼密鼓地編練軍隊,一丁點停下來的意思都沒有。1919年1月,3個師的參戰軍正式成立,第一師駐北京北苑,師長曲同豐,第二師駐濟南,師長馬良,第三師駐北京南苑,師長陳文運。其中,第二師的師長馬良,在五四運動中,是一個大大的反面角色。跟湖南督軍張敬堯一樣,都屬于給段祺瑞添亂抹黑的主兒。

    參戰軍的編練,是日本軍隊的翻版,不僅經費來自日本,軍隊的編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來的,武器裝備也全部采用日本的,連拖炮用的馬,都從日本進口。2從晚清到民國,國人軍事現代化,初學普魯士,后學日本,本不奇怪。那一時期中國的很多軍校、講武堂,連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學校,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按道理學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頭班長,結果回國之后,都當了將軍。但是,像參戰軍這樣,武器裝備、軍隊編制加上馬匹軍裝,從頭到腳由日本方面主動包攬下來的軍隊,還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錢出人出力的日本人,特意強調,新編練的參戰軍,“須有國家性質,將來可備中央自由調遣為斷”。3意思就是說,參戰軍以后就是中國的中央軍。當時,皖系即中央,至少皖系自己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所謂中央的軍隊,就是皖系的嫡系軍隊,也就是段祺瑞的私軍。參戰軍隊一個旅長在隊列講話里說:“軍隊就好比是狗,主人讓我們咬誰我們就去咬誰。”4當然,參戰軍的主人不是國家,更不是人民,理所當然,就是段祺瑞。

    參戰軍編練成軍之后,由于仗早打完了,還叫參戰軍不太好意思,段祺瑞遂將之改成邊防軍,自己依舊做著督辦,即邊防督辦。不僅如此,還讓小徐另編了西北邊防軍4個混成旅。段祺瑞一躍成為中國軍閥中嫡系武力最龐大、裝備最精良的一位,而且把持中央政府,挾天子以令諸侯,極大地刺激了他久已有之的武力統一的野心,更加堅定了他原本已經在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的決心。

    盡管段祺瑞是武人,但也深知,在政治舞臺上演戲,有武戲也要有文戲,武人唱武戲,文人唱文戲,文戲就是選舉新的國會。張勛復辟,經黎元洪之手解散了第一屆國會,罪名雖然由張勛和黎元洪兩人來擔,但最大的得益者,卻是段祺瑞。沒有了國會的掣肘,背后有武力靠山而且掌握了內閣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就沒有什么力量可以擋住他意志的施行,這就是為什么代理黎元洪做總統的馮國璋并非像黎元洪那樣無權無勇,卻根本不是段祺瑞對手,只能乖乖地做俘虜的緣故。解決張勛之后,段祺瑞跟梁啟超、湯化龍的研究系合作,組成了臨時參議會作為臨時代議機構,但是,根本的解決,是選出一個聽話的國會。

    段祺瑞想要一個聽話的國會,而研究系想要在未來的國會中成為第一大黨,兩下同床異夢,但從表面上看,卻是同一個夢。后者設計選舉方案,前者下本錢操辦。于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皖系另起爐灶,第二屆國會選舉開鑼。具體操辦者,是段祺瑞門下第一號謀士兼大將徐樹錚。

    徐樹錚,字又錚,江蘇蕭縣人,秀才出身。在民國史上,人稱小徐,以區別于徐世昌。小徐很早就跟著段祺瑞為記事 [ 幕僚的一種 ] ,很得段的賞識。段自家做了統制 [ 師長 ] 之后,特意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學成回國,成為國內還算比較稀罕的日本士官生的一員,遂成段祺瑞的第一號謀士兼大將,段祺瑞對他言聽計從。皖系參戰軍第三師師長陳文運回憶說,在段祺瑞當家的那段時間,有什么事,向段請示,段總會說:“找又錚去。”只要徐樹錚這個關口過不去,什么事也辦不成。5不過,得到段祺瑞如此信任的小徐,的確有才。客觀地說,小徐在民國諸將領中,文才無人能及。他跟當時名儒柯劭忞 [ 《清史稿》的主力編纂者,《新元史》的作者 ] 、姚永樸 [ 近代詩人 ] 、林紓 [ 即林琴南,近代西方小說的頭號翻譯大師 ] ,都有交情。他喜歡昆曲,談不上顧曲周郎,但也喜歡唱一口。徐一士 [ 徐致靖侄子,近代有名的文人 ] 說他“有儒將之風”,“其文及詩詞,頗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僅以人傳也”。6《近現代詞紀事會評》收錄他《金盞子》詞一首:

    風雨龍飛,望薊門煙樹,九邊雄闊,鵝鴨起軍聲,偏無道民心,老僧能說。那知畫里功名,早客空飄忽。休更問,金陵大功坊畔,柳花如雪。銷歇。吊勛閥,揩倦眼,縱橫王氣竭。無人愿騎戰馬,難重遇、天生病虎俠骨。坐看萬里江山,只春風鵜鴂。泉寒悄,誰管細雨侵簾,燕子愁絕?

    讀起來,還是很有氣勢。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運動前,北大新文化運動諸將跟林琴南打筆仗,林老先生氣不過,寫小說《荊生》,希望一個偉丈夫出面,把北大的這些“妖魔鬼怪”都干掉。人們都說,林筆下的這個偉丈夫,意中者就是徐樹錚。但是徐樹錚并沒有應老友的呼吁,出來插上一腳。當時人回憶說,其實徐樹錚不是一個蠻橫跋扈的人,見人滿面春風,彬彬有禮,從不當面讓人下不來臺。

    有文采,而且畢業于當時相當稀罕的日本士官學校的徐樹錚,自視甚高,周圍的人和他自己都覺得他徐樹錚就是文武全才,根本沒把南北的軍人政客巨頭放在眼里。當年皖系諸將,除了靳云鵬之外,都挺佩服他。陳文運說他是在北洋時期唯一見到的可以“五官并用”的人,他親眼所見,徐樹錚“可以一面跟他說話,一面批公事”。打電話的時候,從來不用查號碼,都記在他腦子里。9只是,當年日本的士官學校,教的僅僅為士官的本事,即具體指揮班排規模的戰斗的事務,畢業生能有多少軍事才能,相當可疑。落到小徐頭上,我們看到,他的文韜武略,用在政治上是權術,用在軍事上也是權術,縱橫捭闔這一套,而且玩得心狠手辣,這一點,我們以后還要提到。只有在編練西北邊防軍的時候,練兵還有點自己的想法,可惜時間太短,好像還沒落到實處,西北邊防軍就隨著皖系的失敗而被人繳械了。

    組織新國會,在段祺瑞和徐樹錚來看,就是要搞一個自己能控制的立法機構。一改以往國會跟政府作對的局面,用徐樹錚的話來說就是:“自民元以來,政府為國會操縱,鬧得天翻地覆,曷若自個組織,簡直和編練軍隊一樣,我有子弟兵,則操縱在我。”10但是,選舉得要錢,一方面選舉本身需要經費,一方面想要操縱選舉,收買選票,也得出錢。顯然,就民國第二屆國會選舉而言,用于后者的錢應該占大頭。這個錢,大部分也來自西原借款。那時公開報道說財政部和交通部各出70萬,很明顯是遠遠不夠用的。當時就有消息說,西原借款中2000萬的濟順、高徐鐵路借款,有1700余萬被用在了國會以及后來的總統選舉上。11段祺瑞的另一個核心幕僚曾毓雋 [ 曾云沛 ] 也說,安福俱樂部成員的每月津貼,每人300元,是徐樹錚從陸軍部截留過來的。12正因為有了大筆資金的投入,為了選舉才臨時糾合起來的“安福俱樂部”,居然能夠大敗當時風頭正勁的研究系,吞掉了新國會絕大多數議席,因此,人稱這屆國會為安福國會。精明的日本人,對于這樣大的用款破綻,應該不會沒有覺察,但卻一聲不響,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頭。

    安福俱樂部是徐樹錚一手操辦起來的一個政治組織,說它是政黨,又有點不大像,沒有綱領,沒有組織結構,就是這么一伙人,出于單純利益的需求,聽命于段祺瑞和徐樹錚,組成了一個結構松散的團體,稱為俱樂部比較恰當。安福俱樂部名稱的來由,一說是因為這些人在安福胡同梁宅 [ 以一個臨時參議會議員名義頂下來的大宅子 ] 活動,一說是因為俱樂部的首領王揖唐和曾云沛兩人,一為安徽人,一為福建人,各取一字,合起來成為安福。所謂安福俱樂部,是外人給他們這些人的稱呼。但是也有人說,是他們自己先同意這樣稱呼的。13這樣的俱樂部,確實是個梁宅 [ 杜甫詩“醉舞梁園夜”,以及俗語“梁園雖好,不是久留之地”的那個意義上的梁宅 ] ,可以吹牛聊天,打牌叫妓喝花酒。根本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意識的徐樹錚,當時能夠想到的,就是組織這樣的一個純然以利聚合的團體。在他看來,只要給錢 [ 每月定期的津貼300元 ] ,給好處,白玩白嫖,政客就會聽他的話。這一手的確奏效,安福俱樂部當時收羅了相當多的來自原進步黨和國民黨的知名人士,許多人就是第一屆國會的議員。看在錢的面上,基本上都能聽招呼,徐樹錚就是憑借這么一個酒肉集團,控制了一個國會。當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徐樹錚想讓國會選曹錕做副總統,但由于事先沒加發補貼,就落空了。而且,在五四運動期間,也有安福俱樂部的人,出面對政府提出彈劾案,成心搗亂。

    說起來,對新國會的選舉,梁啟超和他領導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氣。研究系的前身是進步黨,在民元國會,進步黨是除了國民黨之外的第二大黨,系從晚清的立憲派發展過來的,在各地頗有根基。張勛復辟,梁啟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筆,在引導輿論方面,給了段祺瑞很大的支持,連梁啟超自己的老師康有為都罵到了,隨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蜜月期開始了。平亂之后的臨時參議院,也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弄起來的。段祺瑞再造國會的意圖,也得到了梁啟超的大力響應,新國會的體制,乃至選舉辦法,也是梁啟超等人一手設計的。

    研究系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張勛復辟之后,原來四分五裂的國民黨勢力,已經不成形了,殘余勢力,多南下去了廣東。新舊交通系固然財力雄厚,但不像一個政黨,也沒有太大的政治抱負,國內能夠稱得上是政黨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有望在新國會的選舉中,獨占鰲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林長民曾對張國淦說過,他們此番動作,就是為了在選舉中爭多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因此一直對段祺瑞遷就姑息。14在選舉中,研究系也多方活動,籌錢,拉人,聯絡各方勢力,開展了強力的競選活動。

    然而,對于新國會,徐樹錚卻根本不打算讓研究系置喙,連分杯羹的余地都不肯留這些在他看起來根本沒用的文人們。徐樹錚用了屬于傳統權術的兩手,很輕易地就把研究系擊垮了。一是金錢收買,一是利用他能控制的督軍強行干預。據張朋園先生根據徐樹錚電稿研究,在選舉期間,跟徐樹錚密電往來的各地實力派北洋軍人,至少有16人,參加選舉的17省中,徐樹錚能夠影響的占13個省。“換言之,除了江西、浙江、江蘇3省,地方首長幾乎與之聯為一氣,控制選舉。”在多數情況下,徐樹錚甚至直接把他要其當選的名單發給各省督軍,讓他們照單接受,這些督軍也就真的照單接受,選出來的人,就是名單上的貨色,一絲不差。15至于賄選,徐樹錚稱之為花錢“買魚”。由于此次選舉,是復選制,即選區選出額定的初選當選人,然后由這些當選人互選出議員。初選時的票,比較便宜,只要把地方領袖如鄉董、族長之類收買了,大批的票就到手。初選買了,復選更得買。所以在復選的時候,買票特別明顯,也特別放肆。凡參加選舉的省份,幾乎都有類似的問題。可以說,凡是地方軍閥“輔選”不力的地方,徐樹錚的賄選的力度就大一點。買票賣票交易所在地,市面都熱鬧起來,“尤以茶樓、酒館、妓院為利市數倍”。保定原來娼業蕭條,“一等妓院只余三家,近自選舉盛行,忽又添六家”。16

    就這樣,經過瘦身之后的國會,安福俱樂部大獲全勝,攏共兩院472議席,安福系獲得335席,占71%,研究系僅得21席,不足5%,另有交通系5席。17但交通系并無在議會爭風的志向,只要能把持鐵路這塊禁臠便知足。因此,可以說,有心在新國會上有所斬獲的研究系,大敗虧輸,只剩下條底褲。中國政治雖然號稱黑幕,但其實很透風,研究系中人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自己是怎么敗的。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在心灰意冷之余,對皖系失望之極。自張勛復辟以來唯一跟皖系結盟的文人政客集團,從此分道揚鑣,種下了日后在巴黎和會之際,梁、林等人明里暗里給皖系政府搗亂的根苗。顯然,雖然說文人沒有武人那么有力量,但文人也有文人的用處。

    接下來,安福系當家的國會,又按照段祺瑞的意思,選出來一直屬于北洋團體中人的老官僚徐世昌做總統。這個徐世昌,由于跟袁世凱的關系至深,在北洋資格甚老,小站時代已經進來,加上在晚清官當得足夠大,為人足夠地圓滑,因此,為各方所能接受。至此,在國會、政府和總統幾個方面,都是皖系的自家人。在制度層面,已經沒有什么能夠阻擋段祺瑞的意志了,他此時的意志,就是武力統一中國。

    治近代史者,一般人們都把1916年到1920年視為皖系統治時期。一個簡單的分法,北洋軍閥幾個大頭各占四年:袁世凱四年 [ 1912—1916 ] ;段祺瑞四年 [ 1916—1920 ] ;曹錕、吳佩孚四年 [ 1920—1924 ] ;張作霖四年 [ 1924—1928 ] 。不過,嚴格地說,1916年在袁世凱死后上臺執政的段祺瑞,至少在最初代表的并不是一個皖系,而是整個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內部,也大多這樣認為。當時的北洋系,雖然已經存在內部的派系,但尚未明顯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凱麾下的第一號北洋人物,而且沒有參與洪憲帝制,據說還頗有微詞,此時上臺執政,不僅北洋系一致擁戴,就連西南方面也表示認可,甚至原來屬于國民黨系統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段祺瑞。

    當然,號稱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除了王士珍神龍見首不見尾,在政治上沒有野心,也沒有多大作為之外,段、馮二位,在袁世凱還活著的時候,已經開始形成各自的小圈子。靠近段的,人稱皖系,靠近馮的,人稱直系。這種事,在中國政壇,從來難以避免,有皇帝在的時候,無論怎樣打擊朋黨,朋黨都存在,更何況沒有皇帝了。但是,雖然直皖這樣的分際有了,彼此之間,卻絕非視同水火,涇渭分明。跟過去的朋黨一樣,說是這個黨那個黨,但界限并不清晰。北洋系的將領,雖說在一部分人出現了跟馮走得近一點還是跟段更親昵的分別,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并沒有這樣的分別,跟兩邊的關系還都可以。像曹錕這樣人,雖說籍貫上為“直” [ 保定人 ] ,但在段祺瑞秉政之初,在馮、段之間,卻沒有明確的歸向,很難說他到底是屬于直系還是皖系。至少在他派吳佩孚進入湖南,一口氣為段祺瑞打到衡陽之前,沒有這樣的歸向。顯然,曹錕雖然有傻子之名,卻并非有命令就服從的“傻子”。

    真正作為一個龐大的軍政體系的皖系,實際上是安福國會成立之后的事情。這期間,完成這個過程,要經過府院之爭、張勛復辟和安福國會選舉三件大事。

    所謂府院之爭,就是總統府和國務院之爭,也就是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之爭。袁世凱之后的北京政府,是臨時約法規定的民元體制,介于法國的半總統制和議會責任內閣制之間,一種相對權力關系比較模糊的制度形式。這種倉促形成的制度,本是當年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之際,為了防止袁世凱專權,而安排的權宜之計。這種體制在袁世凱當家的時候,已經被實際上改成了總統*制,無論是總理還是后來不倫不類的國務卿,都是掛名的。段祺瑞之所以同意回歸臨時約法的體制,首先是出于反袁勢力的壓力,這個壓力讓老袁眾叛親離,老命不保,繼任的他,不打算繼承袁世凱的負資產,因此只有改弦更張,回到民元體制,大家都能接受。其次,也因為他對民元體制的看法,并不認為那是半總統制,而只當它是責任內閣制,在責任內閣制下,總理實權在握,而總統只是一個幌子。借此抬出向有菩薩之稱的黎元洪做總統,并不耽誤他對實權的掌控。盡管讓一向為他看不起的黎元洪擺在他的上面 [ 論在清朝的資歷,黎元洪遠不如他,他當軍長的時候,黎元洪才是一個小旅長 ] ,但在實權和虛名之間,他還是選擇前者。其三,向民元體制回歸,也是對前階段袁世凱作為的一種修補,段祺瑞雖然是個武人,但當時對西方代議制的迷信,卻是一種大趨勢,段祺瑞也不能例外,也幻想著可以通過這種制度的正經運作,獲得成效,改變中國的面貌。

    然而,遺憾的是,真的操作起來,段祺瑞發現事情完全變了味。在他眼里的責任內閣制,到了總統府那里,則是半總統制。身為國務院的秘書長小徐 [ 樹錚 ] ,視總統為蓋章機器,“指揮黎氏畫諾”。1雖說跋扈了一點,但如果真的是責任內閣體制,倒也不太離譜。但總統府方面卻受不了,性子柔和的老官僚張國淦做總統府秘書長時,還能勉強維持“和局”,換了出身報界的參議員丁世嶧,雙方立即劍拔弩張,斗了起來。雙方的秘書長各自草擬有關府院權限的條例,骨子里無非是責任內閣制和半總統制的制度分歧。按道理,這個從臨時約法就留下來的問題,本可以通過議會加以解決。但是當時的議會,并沒有這種制度上的自覺,剛從帝制結構中走出的議員們,做了民意代表,卻只當是在做官。當時之世,不唯握有實權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議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對權力紛爭有興致,但于制度建設卻無心情。

    不張羅修改制度,在當時的情形下,因府院之爭,議會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是議會的參與,卻更多的是意氣之爭,幫同吵架。這種參與,使得府院之爭更趨復雜化。開始的時候,部分議員很熱衷于左袒右袒,居中取勢,經常把在議會中的表現,作為進入行政部門做官的契機。在當時,人們還是按照清朝的舊習慣,認為做官才是正經事,所以,借機弄個一官半職,才是議員們真正的追求。但議員做了官之后,非但不會使國會和內閣關系改善,而且往往會因權力斗爭牽扯兩邊的關系,使關系更加惡化。自從前國民黨系統的議員領袖孫洪伊入閣,做了內務部長,并跟小徐以及段祺瑞發生激烈的權力之爭以后,段祺瑞跟國會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張起來。

    當時的中國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議制的合法權力,一方面是實權在握的武人團體,兩下兩層皮。兩層皮,哪個都有實在的意義。代議制有來自西方成功經驗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這個迷信的背后,則是風靡一時的進化論思維,這是近代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卻是那些槍桿子在手的軍閥,只有他們才具有操縱政局的實力。進化論的意識形態雖然強大,但它還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層面的工具價值,還是中國傳統的陰謀權術。段祺瑞發現,每當他樂意遵守代議制的規矩時,辦事無不障礙重重,什么也辦不成,當他玩弄權術,操縱軍人干政的時候,反倒要順利得多。

    只是這僅限于日常事務,到了重大決策的關頭,“徒恃法律上名義建立于北洋派之上”的總統,2依靠國會的配合,還是能給北洋派領袖段祺瑞造成巨大的麻煩。最明顯的事件,發生在對德宣戰問題上。

    時間進入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了將近4年,交戰雙方德奧同盟和英法協約兩大集團,像兩個纏斗已久的巨人,已經精疲力竭。似乎這個時候,外面只要來一個人,手指一捅,一方就會倒下。當時的世界,有這個力量的國家,只有日本和美國,日本不樂勞師遠征,更喜歡呆在家里賣軍火。最后解決問題,眼見得只有靠美國。跟英國血濃于水的美國,如果參戰,選擇幫誰,不問可知。但是,已經加入協約國的日本,和即將加入協約國的美國,卻都特別想把中國拉進來,讓中國給他們出兵,出勞力。但是兩家又各有懷抱,都想讓中國走自己的路線參戰。顯然,它們著眼的,不止是參戰本身,還有戰后在遠東的勢力份額。

    顯然,日本人下的功夫比美國人大得多。自日本大隈內閣倒臺、寺內內閣上臺以來,作為寺內的私人代表西原的說項,段祺瑞政府對日本好感大增,西原的第三次來華,主要目的就是游說中國走日本路線參戰。終于,在日本的利誘下,1917年初,中國接受日本參戰援助,走日本路線參加歐戰。切實行動,把身子靠在了日本人身上。當然,這也埋下了日后美日在五四運動前后暗中較勁的伏筆。

    然而,就當時而言,在參戰問題上,中國國內一向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押寶似的選擇一方參戰,然后搭便車提高中國國家的地位。段祺瑞和一些親英美派的政客,就是這種意見,只是段祺瑞和這些政客選擇的路線不一樣。另一種是兩邊都不得罪,保持中立。由于英法在中國勢力比較大,因此可以選擇稍微偏向英法協約一方,比如跟德國斷交,但不參戰,留有余地,萬一德奧同盟勝利,也可以免于尷尬。由于中國在政治和軍事現代化過程中,德國一直是樣板之一,軍人崇德者不在少數,徐樹錚就是一個。所以,持后一種意見者,在軍政各界,不在少數。而日本的活動,反而增加了這些人的疑慮,用西原的話來說,就是“擔心中國會在外交上喪失自主權,更害怕日本會借口加強中國沿海的防御而侵犯中國的領土”。3待在總統府的黎元洪,就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脾氣很好,一般情況下,很少跟人發生沖突,面對強勢的段祺瑞,更是如此。但對于中國的參戰,他視為事關國運,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肯妥協。

    就這樣,在最后參戰問題上,府院之爭走向了決裂,而國會站在了總統一邊。段祺瑞為了能讓對德參戰案得以通過,動員了督軍團施壓沒有用,采取了下三爛的公民團包圍國會這樣袁世凱的故伎,由于玩得過于拙劣,最終不但沒能成功,反而惹翻了多數的議員,鬧得沸反滔天,北京政局大亂。最后,黎元洪不顧督軍團的反對,以不太合法的方式,罷免了段祺瑞,段祺瑞負氣出走天津,天下更亂了。

    罷免了段祺瑞的黎元洪發現,采取如此決絕的辦法跟北洋派鬧翻,結果是得罪了所有無論如何都不能得罪的人,各地軍閥反聲震天,殺氣騰騰,自家的地位岌岌可危。免了段祺瑞之后,居然在北京找不到一個人肯出面組織政府,接替段祺瑞。按當時的情形,他自家的性命,也隨時可能被隨便一個什么武人提一旅之師就給滅了。無奈之下,病篤亂投醫的黎元洪,只好接受辮帥張勛的進京調停。作為前提條件,是必須解散其實是支持他的國會,可是,簽署解散命令,都沒有人附署,最后還是步兵統領江朝宗出來給他解了圍。各地的軍閥,明明知道張勛這個前清的孤臣孽子,來北京多半是要拉出小朝廷復辟的,但卻紛紛縱容這個腦后拖著辮子的江西老表出頭為他們火中取栗,只有在天津的段祺瑞,聲音不大地警告張勛不要復辟,但也很快就淹沒在各地武夫一片叫好聲里。

    當張勛率領5000辮子軍進入北京城之后,一頭扎進了宮里。復辟大戲開鑼,遺老遺少粉墨登場。遲鈍的黎元洪,這時才發現自己上了當。趕緊躲入日本使館,發表兩項命令,托人帶到天津拍發。一項是委托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一項是重新委任段祺瑞為總理,主持討逆。

    接到命令,段祺瑞忸怩了半日,雖然有點不情愿,最終還是接受了委任。接受全權委托的段祺瑞,知道這等于黎元洪向自己遞出了降書降表,府院之爭從此畫上句號。但在得意之余,卻發現自己沒有一兵一卒可以調遣,也沒有一分錢可以供支配。顯然,在那個時候,錢有時候比兵更有用,有錢,不愁買不來兵供他調遣。此時,親日的曹汝霖為他雪中送炭,從日本三菱公司北京分公司借來了100萬日元,隨后又弄到了鹽余款50萬。4有了錢之后,段祺瑞先用錢收買了駐扎在北京附近的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的小老婆,然后靠這婦人的枕邊風,說動了這位國軍精銳師的師長,隨后,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和第三師曹錕部也響應討逆,陸續聚攏四五萬人,對付5000辮子軍,已經綽綽有余。于是,段祺瑞于1917年7月3日于天津馬廠誓師,興師討逆。此時,過去跟張勛推杯換盞、稱兄道弟的各省軍閥,呼啦一下全部變了臉,5000辮子兵,當然守不住小朝廷,害得張勛復辟未成,連自己的老窩徐州并辮子軍都丟了,從軍閥盟主,變成復辟元兇,而段祺瑞,則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從此,中國政局進入了段祺瑞的全盛時期。

    全盛期的段祺瑞,名副其實地可以稱為皖系首領。第一,派系的界限清晰了,自家不僅有了嫡系,而且在“北洋團體”中,也有了親疏之分。第二,不止身邊若干追隨者和幕僚,而是有了一大隊的文臣武將。嚴格地說,此時的皖系,有兩個東西是標志性的,一是用日本的借款,編練嫡系武裝參戰軍,有了親自掌握的嫡系武裝。二是建構了一個聽話的代議機構安福國會,有了一大群聽招呼的議員。

    編練嫡系武力,茲事體大,由他親自抓,具體由他的兩員哼哈二將之一的靳云鵬來操辦。而操辦國會,則由他的哼哈二將的另一員徐樹錚出面。這樣兩件費錢的大事,背后的支撐者是日本,具體地說也就是我們講過的西原借款。由于日本方面金錢橄欖枝的舞動,在北洋時期歷屆民國政府中,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是最親日的。用日本人的錢建構了一個自己的帝國,卻也因為這來自日本的錢,最后還是讓這個帝國變成了泥足巨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是這兩件事,讓他得罪了原來自家盟友,文的方面是梁啟超和他的研究系,武的則是曹錕、吳佩孚,甚至還有東北的奉系張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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